等。

晚清革命党起义多数依靠军队和会党，而且多数是仓促上阵，缺乏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。这种起义成功的概率很小，包括孙中山、黄兴发动的多次起义都概莫能外。徐锡麟发动的这次起义也是如此，而且直到起义即将发动时，计划还在一变再变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他在起义的指挥上缺乏周密的部署，只依靠少数人，且大而化之、粗率之处甚多，这也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原定于1907年7月8日举行，这比徐锡麟与秋瑾事先约定的7月6日起义时间推迟了两天，但徐锡麟认为晚几天不是问题，况且事已至此，只能如此。

7月5日，徐锡麟将请帖送至巡抚衙门。不巧的是，7月8日这一天，恩铭已有安排。原来这一天是他的总文案张次山老母七旬寿辰，他要前往祝寿。张次山是恩铭的亲信幕僚，两人为结拜兄弟，关系甚洽。恩铭对张母素执晚辈礼，逢此大寿必躬亲叩贺。于是，恩铭提出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，至7月6日举行。虽然这与徐锡麟和秋瑾原先约定的起义时间合拍，但却打乱了徐锡麟制定的计划。因为提前两天，便意味着举事将在次日进行，这显然过于仓促，不仅给起义准备带来了困难，而且原定的响应也来不及发动。徐锡麟试图说服恩铭改变主意，他向恩铭报告说，提前举行，为期太促，恐不及准备，希望仍按原定日程进行。可恩铭却不同意，他传学堂收支委员顾松询问，顾的回答却与徐锡麟相反。他说各事早已安排齐备，完全可以提前举行。这一来，徐锡麟只好接受恩铭的意见，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至第二天举行。

据跟随徐锡麟发难的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，徐锡麟在安庆地区的起义原有周密的计划。当时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、乙两班，每班招收学生二百人，训练三个月为一期，甲班毕业后再开始乙班训练。徐锡麟原计划在甲班学生毕业后，把这批毕业生分配至各军警机关工作，开展秘密活动，等乙班学生毕业后再利用毕业典礼机会发难。没曾想叶仰高叛变打乱了计划。现在，由于恩铭临时改变典礼时间，使举事时间再一次提前，这又一次打乱了徐锡麟的部署。

尽管如此，徐锡麟仍然决定干下去。回去后，他紧急召集骨干在安庆对江大渡口附近的芦苇丛中开会，布置起义任务。由于临时改期，原先约好的同志一时无法联络，而有些同志由于关系尚浅，不便告知，真正能够召集的人十分有限。据凌孔彰回忆说，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新军六十一标的部分军官。这一说法得到了时在安庆新军中当兵的杨士道的印证。杨在回忆中说，徐锡麟举事时，“事前与新军中革命党人本有联系，因为临时改期，新军来不及响应，以致失败”。好在这一天，陈伯平和马宗汉从上海抵达了安庆。尽管时间紧迫，事情仓促，但与会同志们的情绪依然很振奋。会上，众人一起喝了鸡血酒，并对天盟誓，纷纷表示要义无反顾，献身革命，同心同德，永不背叛。

之后，徐锡麟返回学堂召集少数学生讲话。这些学生大多是徐锡麟平时秘密联络的一些拥护革命的学生，其中包括凌孔彰。徐的讲话大意是，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同学起义救国之日，师生都要同心协力，患难与共。同学有难，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，本会办有难，诸同学也应披发缨冠而救。可以说，这次讲话是举事前的一次小范围的动员。可惜的是，徐锡麟讲得并不明白，而且他满口浙江土话，许多学生也没有全部听懂。

是日晚上，徐锡麟和陈伯平、马宗汉一起度过了一个紧张而忙碌的不眠之夜。陈伯平连夜起草了《光复军告示》，历数清政府种种罪恶，号召人们“誓扫妖氛，图共和之幸福”。徐锡麟审定了文告，并拟出了几条“杀律”。其中有“遇满人者杀”“遇汉奸者杀”等。最后，他取出五支手枪分发给陈、马二人。据马宗汉供词称，那枪“约六七寸长，每枪装子（弹）五粒，陈伯平拿一支枪，将子（弹）安放好，递给我藏在身上，又将枪子一盒（给我），其余四支枪是徐锡麟、陈伯平分带身上”。

忙完这一切之后，夜色已深。徐锡麟返回学堂宿舍，陈伯平与马宗汉则住在徐锡麟公馆。次日一大早，徐锡麟身着警察制服，短装革靴，召集全体学生集合，并发表演说。集合的时间是6日清晨5时，徐锡麟吹哨召集全体学生至雨操场集合。所谓雨操场，是用瓦在操场上盖的一个棚子，阴雨天仍可照常出操。学生集合后，徐锡麟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说。在演说中，他说：“我此次来安庆，专为救国，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，诸位也总不要忘救国二字，行止坐卧都不可忘，如忘救国，便不成人格。”

徐锡麟反复讲了很长时间，言辞慷慨激昂，学生们听了为之动容，但却不得要领，不知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。嗣后，徐锡麟又说：“我自到校以来，时间不长，但与诸君相处，感情可谓和洽。我对救国二字，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，故有特别意见，再有特别办法，拟从今日实行，诸君当谅我心，务请量力而行帮助我。这是我对诸君子的仰望啊!”

徐锡麟说完便宣布解散。实际上，他的演说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