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会与其他同行一样富。

海瑞到淳安，做的最有意义的肯定不是“买肉”，因为这与他人没有太多的关联，同僚与上级关注也就没有意义，犯不着那么浅薄。海瑞做的一件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事，同时也是损害群体利益的事，是革除常例。县令的常例是多少？——没当县令时不知道，当上县令海瑞吓了一跳！海瑞上任后，让师爷开列了一份全县大小官吏的“常例”明细清单，单是自己“县令”名下，收钱粮、催税赋、审均徭、管军匠、造黄册、验盐引、节礼等等，多则百两，少则数钱，这一年下来，竟然有两千两银子。

两千两，现值人民币差不多四十万！

当然，县令名下的这两千两银子，并不等于县令个人的收入。非正常的接待费用，公关费用，给上级送礼的费用等，都得从这里出。这同样是官场“常例”。

县令自己所有的，是“常例”剩下的部分，大概有一半。一半，一千两银子，人民币二十万，还是天文数字！

这种土政策下的乱收费或私设小金库，明太祖时代是明令禁止的，官员违反的代价，很可能是自己的脑袋。但是二百年过去了，一切与时俱进，“常例”不仅盛行，而且公开化。举国上下千余县如此，整个官僚系统也都如此，甚至就是靠这类“常例”维持运转。这些收入，维持着官员们的日常生活，更是关系网的维护费。而帝国的顶层，皇帝也为了自己的私库而加收矿捐等，派宦官等四处督办。从皇帝到小吏，都是这么过活。

触目惊心的腐败，却因为司空见惯而让整个官场熟视无睹，这就是流行病！

“纷纷世态，其不当予心有日矣！”早年读书时的海瑞这么认为，现在的观点依然如故。他要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，身在疫区而不被感染。而做到这一点，对别人来说难于登天，对海瑞来说则易如反掌。

综观海瑞一生，他始终能坚持“圣人”理想，砥砺节操，自觉于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更重要的还在于，海瑞是太祖朱元璋的坚定崇拜者，他将“圣人”刻画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朱元璋时代等同统一，所谓“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，千载一时之盛也”。当他面对社会之病时，无一例外都会想起太祖旧制，并将之奉为医治社会的万能药方。

太祖又是怎样医治社会之病的呢？杀与捧。最为人熟知的，是朱元璋式的反腐：贪污一两银子杀头，杀头之外，还有抽肠；六十两以上，剥皮，挂在公堂警示。明太祖时代，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都摆着一张人皮。严刑峻法下，洪武元年到十九年，两浙、江西、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，没有一个做到任满。最严重的时候，地方政府几乎关门，朱元璋只好法外“开恩”，让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。

这就叫荒谬！

大屠杀的同时，朱元璋又大树典型，于是出现了王升、王兴宗、陶后仲、隋斌、王平等数十名廉政标兵。明太祖给他们加官晋爵，大加封赏，编出《彰善榜》《圣政记》等，广为宣传。

对明太祖的两招，海瑞认为前者是理所当然。至于后者，海瑞认为并不值得赞赏，因为这尚不及“圣人之训”的高度。而海瑞践行“圣人之训”，确实没有功利目的。所以，上任第十天，海瑞主动做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：革除所有常例。

海瑞的这个举动，明显比任教谕时的守礼进了一层。前者是诊断，后者是诊治。

治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。有个段子说：病人求医，医生说你得戒烟，病人说行。医生说你得戒酒，病人说也行。医生说你得戒色，病人生气出门，说这病我不治了！

海瑞令人不爽，就是发现了病，还要当医生，并狠狠地医治。他这一刀下去，不光是他自己，县丞、典吏、教谕、师爷，直到衙役、门子，全县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全都没了。

太祖时代是全国“一刀切”，现在的问题是没有“常例”的只有淳安，所以大家不平衡，也受不了。干同样的事，报酬只有同行的一个零头，谁愿给这样的老板打工？

跳槽，那是必须的！淳安有编制身份的县丞、主簿，纷纷要调离；临时工身份的衙役、门子，干脆招呼也不打直接回家。好处的大头没有了，谁在乎那么几个死钱？

但这些根本难不倒海瑞。县丞、主簿走了，他自己兼职。衙役没人干，无非待遇低，在更穷更贫困的乡镇总能找到人。所以，淳安县并没有就此关门，只有海县令特别累。